我在儿研所抢救室的两天一夜

妈妈这个词，只是叫一叫，也觉得喉间哽咽。妈妈，最有力量的名字。

——《请回答》

在北京，为人父母，没有去过儿研所的人生是不完整的。

小树出生的一年时间里，我跑过三趟，一趟比一趟刺激。

第一次腹泻，花块挂了专家号，因为病情太轻，专家连药都没开，直接建议回家多观察，等自然恢复；

第二次切痣，门诊小手术，切掉了那颗从出生就有的、长在脚底、一天天变大的黑痣。手术不复杂，但等在门外的几分钟很漫长，那是我第一次把小树留给陌生人，在他的哭声中关上门的那一瞬间，我几乎要落泪。

在那里，我还见到了黑痣布满半边额头和脑袋的孩子、褐色斑纹长满左腿的孩子，也目睹一位母亲哭晕在激光治疗室外，她的孩子当时正在里面嚎叫；

第三次抢救，因为血小板数值突然降至4，面临颅内出血的重大风险，我们在抢救留观室治疗了两天一夜。

期间受到的内心冲击，让我对妈妈这个身份，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。

Part.1

冲进儿研所急诊抢救室的那天，是8月的一个礼拜五上午。

一个小时前，我在社区诊所拿到了那张化验单。因为发现小树脖子、脚侧突然密布皮下出血点，胳膊上还有淤青，我带他来抽血检查，本来只是想图个放心，因为挂号不太顺利，小树奶奶甚至最后关头还在劝我：要不别看了，肯定没啥事。

抽血室工作人员的尖锐声音划破了平静。

当我在十几分钟后回到抽血窗口附近，打算从自助机器上打印报告时，有人隔着玻璃急切喊我，“你可来了！”原来，他们已经反复拨打我的手机号，但由于信号不好，一直没打通。

“你家孩子以前血小板出过问题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怎么这么低！”

“多低？”

“4！都快没有了！”

难以形容那一刻的感受，像被一记铁锤蒙头敲过，我只记得，接过化验单的手一直在发抖。报告显示，血小板正常数据的最低值是，而小树的数值只有4，那个显示异常的箭头符号，无比刺眼。

回到诊室，大夫看到数据也急了：现在随时有颅内出血的风险，医院挂急诊。

这种感觉，就像本来只是准备探个军情，结果直接被推上一线，还是生死之战。

我的每一个细胞都紧张起来，赶紧去儿研所。不过，走出诊室，我先迎来了短暂的崩溃：站在昏暗楼道里给小树爸爸打电话时，还没来得及说情况，我先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那是害怕失去最珍贵之物的恐惧。

再看到被爷爷奶奶带到门外等候的小树时，我百感交集。他看起来无比正常，见到我马上甜甜地笑，然后伸出小手，满脸急切地请求拥抱，嘴里发着清晰的“妈妈”，这是他新学会的词。

我难以想象，如果失去他，生活是否还能继续？不敢想，也不愿想。简单跟老人说明事态严重性，我直接开车奔向儿研所，小树爸爸在那里跟我们汇合。

车上，小树很烦躁。他又困又饿，在后排根本呆不住，一直哭着要来找我，而医院，在路边停了几分钟简单哄哄后，我狠下心来，让他继续哭，专注赶路。

我清楚，此时让他安全远远比让他开心重要——医院，我们被告知，他当时的嚎哭其实也很危险，容易引发颅内出血。

那场嚎啕大哭持续了40多分钟。哭声一层一层加重着我的焦虑，我脑子里浮现着各种可能性，最可怕的大概就是白血病，我甚至开始猜想可能是那些原因致病：他出生以来我们照顾得一直很细心，难道是那些我网购的衣服质量有问题？

更多时候，我在考虑如何应对。合格的中年人，永远会把更多时间用于解决问题，而非沉浸在情绪里。

我在32岁那年生下小树，过程并不算顺利，好在结果不错。我一直认为，他是上天送来的最好的礼物。堵在四环路上的那个中午，我脑子里重复着一句话：绝不把这份礼物还回去。绝不。

我甚至做了最坏的盘算，如果真的是重症，卖房也要治。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，去换取小树的平安。

做好这份决心后，内心反而平静了许多。大概这就是母亲的天性，只要是为孩子而战，就会拥有惊人的耐力与战斗力。

到达儿研所急诊室时，小树爸爸已经等在那里。分诊，等待，小树看起来还是没什么异常。

但平静只是暂时的。当急诊室大夫说出那句“危重，马上去抢救室”时，我的心又沉了下去，抱起小树就冲向抢救室，速度极快。

现在想来，那应该是溺水之人扑向救命稻草的决绝。

小树被暂时诊断为血小板减少症紫癜，原因不明，大概率是免疫功能出现问题。第一步治疗方案是注射免疫球蛋白，观察指标，如果数据上升就安全了，如果没有，还要通过骨穿等方式，进行下一步检查。

在数据回升之前，小树都是危险的，要避免大哭，随时观察。在那间乱而有序的抢救室里，我签下了人生第一张病重通知单。免疫球蛋白属于血液制剂，输入后可能引发其他反应，因此也要签署告知书。

我注意到，急诊室里的这些文书，都是黄色纸张。标记着他们与正常纸张的不同。

我们被安排住进了抢救留观室。病房很简陋，除了六张病床、床头柜，只有两三把椅子，再没有多余的装备。盛夏，但房间里的空调显然被人关闭了，窗户开着——后来我知道，那是因为一些病重的孩子会怕冷。

小树的病床靠近走廊，斜对面就是扎针台。孩子们的哭声此起彼伏，很快，小树也加入其中，因为年龄太小，他只能扎头皮针，但他拒绝躺下，被按在台面之后，吓得嚎啕大哭，甚至把奶都吐了出来，小小的身体颤抖着，特别可怜。

我心疼不已，更难受的是，护士第一次扎针失败了，我强忍住怒火，把小树抱走哄了半天才又送回来。

“妈妈在，妈妈在”，我记不清自己那天把这句话说过多少次。以前在家时，小树每次从睡梦中惊醒时我都会这么说，我不知道他是否听懂，但我希望，在这个杂乱的、医院，他能更多一点感觉到安全。

Part.2

七小袋免疫球蛋白，分两天输完，输液开始后，我踏实多了。虽然还不知道效果如何，但至少，身处抢救室，小树的任何意外都能得到最快最好的治疗。

害怕他睡觉时翻身把针眼碰掉，我一直抱着他。我坚定着信念：我们在并肩作战，一定会成功的。

我这才注意到，病房里一直很安静，没有孩子吵闹，妈妈们聊天的声音也不大。是的，陪在病房里的几乎都是妈妈。

病房里椅子不多，仅有的几只都被绑定在固定位置上。小树爸爸无处可呆，打算在靠近隔壁床的椅子上坐会。但刚落座，原本陪孩子坐在床上的那位年轻母亲突然起身，举起一只白色喷壶在小树爸爸附近狂喷。

后来我们知道，那是消毒用的。因为那个7岁的小女孩，得的是白血病。

除了肤色苍白，那位小女孩似乎也看不出什么异样。她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喜欢看妈妈手机里的《小猪佩琪》。

而一个让我心生恐惧的巧合是，到那天晚上时，我发现，除了小树之外，这个病房里的孩子，全是白血病患者，且都是女孩，大多在10岁以内。

病房的安静或许就是这样来的。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寂静、闷热和消毒水味，是我对那间病房的最深印象。

那些白血病妈妈一直在消毒。她们每人都有一只同款喷壶，时不时就会举起来，清洁床沿、桌椅，甚至空气。

她们也会聊天，但多数时候语气平淡，似乎只是在讨论一场流感：“你家什么时候进舱？”“我家骨髓配对还没成功”“她爸爸今天刚给我生活费，一个月工资0，全给了”。

这种被变故击中后的麻木感觉，我以前当调查记者时见过太多了。

在那座山东小城化工园附近的“癌症村”里，那位刚刚因为喉癌失去父亲的儿子神色淡然，他的家人对于村子里变色的水、傍晚时空气里的异味都表现得习以为常；

在MH，那趟从马来西亚飞往北京的飞机失踪后，我曾经也在家属的房间里感受到平静，那位老人把桔子塞给我时的热情，像极了我平时在小区里遇到的普通大爷。

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，人们往往会经历震惊、挣扎、平静的过程。麻木，是人类潜意识里对痛苦的隔绝，也是为了生存下去的隐忍和无奈。

但那间病房里，白血病妈妈们的聊天内容，还是让我觉得惊心动魄。

她们很少聊痛苦，聊正常生活被突然打断时的难过，更多的是经验交流，比如“进仓”费用的估算：孩子的体重后面加上“万”，就是手术需要的保守费用。

比如一位50斤的孩子，就要至少准备50万。

很多家庭掏不起这笔钱。

那位消瘦的87年东北妈妈说，为了来北京治病，他们已经找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借钱，很多人已经不接电话。女儿生病后她就辞职了，家里只靠丈夫每月0元的工资过。

他们至今没有准备好进仓的费用，甚至，她都无法确定，女儿是否会有进仓的机会——孩子爸爸已经不想治了。

缺钱只是一方面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，他听说女儿接受骨髓移植后将来可能不能生育。“那还有啥用”，那位妈妈模仿着丈夫的话，在他看来，倾家荡产去治病，不如放弃，再生一个，反正他们也还年轻。

他们已经吵过很多次，甚至威胁过要离婚。毕竟，没有一个妈妈能接受放弃自己的孩子吧。

她语气平和得简直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，我忍不住偷偷抬头看，那是一张没有光彩的绝望的脸。

“我从小到大都很顺利，以前别人都说我命好，哪知道是这样”，她继续幽幽说着。

我感觉到心酸，这些聊天都没有回避她6岁的女儿——那个小女孩就躺在她身旁，安静地看着手机里的动画片。

我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，又会有怎样的心情？生存，死亡，放弃，这些对成年人而言都过于沉重的话题，这个小小的女孩，又能理解多少？

我不太忍心多看她。

第二天下午，那位9岁的白血病女孩在输液完成后准备离开。她被妈妈打扮得很漂亮，粉色裙子，白色凉鞋，双腿修长，瞬间从病人变成了少年宫里的舞蹈孩子。但出门前，她苍白的小脸上被戴上了一只硕大口罩。

而我对面的病床，是那两天的病房里最寂静的角落。那里躺着一位唐山来的十几岁女孩，刚刚经历化疗。偶尔路过时，我看到了一张苍白得毫无生机的脸，露在外面的胳膊，细得能看到血管，叫人不忍直视。她一直窝在床上，一动不动。

在那张病床的上空，我无比清晰地看到了死亡的影子。

Part.3

我的祈祷管用了。

输完两天免疫球蛋白，小树的血小板指数终于升上来了。周日早上拿到报告单时，我长舒一口气，终于重新恢复了对北京夏日的感知：树是绿的，阳光是明媚的，空气里有各种生动的味道。

我们逃一样离开了抢救留观室。空出来的床位，在十几分钟后就又被占上了。这里就像一座生命的流转站，病重的孩子们在此短暂交集后，有人痊愈奔向光明，有人继续坠入黑暗，甚至就此划上生命的句号。

而那些妈妈们的命运，也由此改变。

办理出院时，那位虚弱的唐山女孩被妈妈吃力抱下床，放进轮椅里，推出去做检查。

她妈妈看起来很苍老，两鬓头发已经发白，满脸疲惫。我们没有交谈，或许在她看来，我们是身处不同世界的人。

为她悲哀的同时，我也有些庆幸。我希望，自己永远不要步入那个世界。

抢救室的很多费用都是普通病房的两倍，我们住院两天，花掉近块，多数在医保报销范围之外。但只要能换来小树的健康，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。

几天后复查，我去了儿研所的血液科门诊。

从分诊台到通往诊室的过道，密密麻麻全是人。等到号，我挤进去，排在前面的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妈妈，脸上写满焦虑。

她有两个女儿，老大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，老二已经配对成功，符合骨髓移植条件。但这位母亲显然在担心，小女儿的身体是否能经受这样的手术。

我环顾四周，诊室里这些容貌普通的父母，平时可能就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、开小店的老板、经营公司的商人、站在讲台上的老师……而当孩子被疾病袭击，他们也会被从日常的生活轨道中拖出，挤在这所医院里，被抹去身份，变成一张张奔走在化验室、病房、诊室之间的，焦虑的脸。

也是在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疾病随时可能摧毁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而你永远无法被提前告知：它会在何时到来、以怎样的姿势出现。

唯一能做的，恐怕就是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。

回到家的那个周日晚上，我和小树爸爸并肩靠在沙发上，又聊起儿研所的经历。

“我要加油挣钱了”，他语气坚定。

“还是先买份保险吧”，我立马回答。儿研所里那些因为重病而支离破碎的故事，让我心生恐惧。比起小树爸爸暴富这个虚无缥缈的flag，显然还是买份保险更靠谱。

事实上，保险是我以前无视甚至瞧不上的行业，但在儿研所的那一晚，当我听到40万、50万的医疗费用时，我居然开始下意识感慨：她们要是有保险就好了。

难怪有人说，生育会重塑一个女人的价值观。

小树暂时安全了，但他的警报尚未解除。因为不明确病发原因，此后的半年里，他不能接受疫苗种植，需要定期抽血复查——就在抢救留观室，我们遇到一位3岁女孩，紫癜治愈后一个月复发，原因可能只是妈妈得了流感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场为了健康的持久战。

我将倾力而为。

当然，我绝不打无准备之战。在密集学习育儿知识的同时，研究保险也成为我过去三个月里的重头戏。

我很快发现其中问题重重。保险条款复杂难懂，尤其是新手妈妈，最容易被销售抓住焦虑心理，购买并不实用的保险套餐。我的一位朋友，在孩子出生后就买了高端医疗险，一年保费一万多，最终只去看过一场感冒。

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。

我打算做点什么。于是，在11月的第一个周末，我写下这篇文章，重启了这个只有35位粉丝的小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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